史记

《太史公书》，后世通称《史记》，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。《史记》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，与后来的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合称“前四史”。

《史记》最初无固定书名，或称《太史公书》^[1]，或称《太史公记》^{[参 1]}、《太史公传》^[2]，也省称《太史记》^[3]、《太史公》^[4]。《史记》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，从三国时期开始，“史记”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“太史公书”的专称^[5]。

《史记》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共三千多年的历史。全书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，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。作者司马迁以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，使《史记》成为中国第一部，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。
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“正史”所传承。同时，《史记》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。鲁迅称其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^[6]。

作者与成书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其史学观念在于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，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，从而了解“古今之变”的关键，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，最终完成“一家之言”。而他的撰述动机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：

1.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，完成撰述《史记》的宏愿。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，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，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—太史令，重现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，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谈乃据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《春秋》以后的史事。汉武帝元封元年，武帝进行封禅大典，司马谈身为太史令，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，引为终生之憾，忧愤而死。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：“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……”司马迁则回答道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。”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记》以“封禅书”为其八书之一，即见其秉先父之意。
2. 司马迁想继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，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，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《易传》、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，意在斯乎？意在斯乎？小子何敢让焉？”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，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，到鲁哀公获麟之年，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。司马迁是绍继《春秋》，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“获麟”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，撰写史记。然而，司马迁继承《春秋》，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，反而是重视《春秋》的性质，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义，拨乱世，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可见司马迁对“春秋之义”和“春秋笔法”心仪已久，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贬精神，撰述《史记》。
3.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。据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载，“太史令”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，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，掌管星象天文，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，并无著述的责任。然而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“拾遗补蓺”。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，可惜却“发愤而卒”，临终前叮嘱司马迁，认为“自获麟以来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、贤君、忠臣、死义之士”甚多，身为太史令，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：“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不述，隳先人之言，罪莫大焉。”因此，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“述往事以思来者”的责任感，决意撰述《史记》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记》的目的，他说“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，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。

史料来源

1. 简牍。《谍记》、《五帝系谍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秦记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司马兵法》、《春秋历谱谍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等；
2. 档案。司马氏世为史官，司马迁当任太史，因此能见到汉初档案如诏令、记功册等，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；
3. 见闻。比如文中有诸如“吾闻之周生曰，‘舜目盖重瞳子’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”、“吾闻冯王孙曰：‘赵王迁，其母倡也……’”、“公孙季功，董生与夏无且游，具知其事，为余道之如是”等；
4. 游历。比如文中有诸如：“余尝西至崆峒，北至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”（《五帝本纪》）；“余登庐山”（《河渠书》）；“吾过大梁之墟”（《魏公子列传》）等。

内容

内容介绍

《史记》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，共分成〈本纪〉、〈表〉、〈书〉、〈世家〉和〈列传〉五个主题，加上最后的〈太史公自序〉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。其中，〈本纪〉是“天下”统治者的事迹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……著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”；〈表〉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，“并时异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。”；〈书〉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，“礼乐损益，律历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，天人之际，承敝通变，作八书”；〈世家〉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，“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。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”；〈列传〉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，“扶义倜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”。不同于以往的史书，《史记》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：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，年代先后为副。至此以后，尚有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等史著仿效该体，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云：“司马迁参酌古今，发凡起例，创为全史，本纪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记侯国，十表以系时事，八书以详制度，列传以志人物，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，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历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
至于文章内容，《史记》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：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，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；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，通常以“太史公曰”为起头，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，或有对人物的评价，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，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，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写作目标^[7]。

《史记》全文一百三十篇，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^[8]。西汉博士褚少孙补之。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，如《孝武本纪》摘抄于《封禅书》，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。另有唐司马贞补《三皇本纪》。

内容作者

民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文风等各个方面，认为 《史记》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，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，《序》和《论赞》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，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，无法加以考证^[9]。

版本

《史记》版本众多，目前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。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时期的《史记集解》单刻本。南宋的黄善夫刊本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。

中华书局发行的《史记》，分简体和繁体版本，也有带“三家注”的版本，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。

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《新白话史记》（简化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正体字本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），张烈等人译注的《史记》（简化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正体字本由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。

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《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》、黄福銮编《史记索引》、李晓光、李波编《史记索引》、钟华编《史记人名索引》、段书安编《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》、仓修良主编《史记辞典》等。

现罗列历代重要善本如下。

• 南宋黄善夫刻本（简称“黄善夫本”）
• 明朝嘉靖、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（简称“监本”）
•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（简称“毛刻本”或“汲古阁本”）
•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（简称“武英殿本”或“殿本”）
•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，金陵书局刊?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?百三?卷（简称“金陵局本”）

目录

本纪

表

书

世家

列传

批评

• 班固批评《史记》，说它“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，此其所蔽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材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。

• 干宝对《史记》不满，《史通·二体篇》：“晋世干宝著书，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。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，靡有遗也。”又“及干令升史议，历诋诸家而独归美《左传》。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孑遗。斯盖立言之高标，著作之良模也。”

• 刘知几曾说：“自战国以下，辞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”^[12] 刘知几甚至说《史记》将寓言、神话、传说当作史料，“至于屈原《离骚》辞，称遇渔夫于江渚；宋玉《高唐赋》，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。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!”。

• 周亮工在《尺牍新抄》中表示：“垓下是何等时？虞姬死而弟子散，匹马逃生，身迷大泽，亦何暇更作歌诗？既有作，亦谁闻之，而谁记之欤？吾谓此数语者，无论事之有无，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。”

汉魏禁书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，官民不得自由阅读，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，而且删去《史记》的《孝景本纪》、《孝武本纪》等10篇，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。今日《史记》的版本，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。东汉明帝、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。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《典引》称，永平十七年某日，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、傅毅、贾逵、杜矩、展隆及郗萌等人，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《秦始皇本纪》，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，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：“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，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”，这番话相当有问题^{[参 2]}。

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，其后派人召见班固，再次问他对司马迁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，班固否认。这时汉明帝指，司马迁这个人思想很有问题，不是忠臣，汉武帝治过他的罪，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；虽然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，但总比司马迁强^{[参 3]}。

魏明帝曹睿亦曾批评过司马迁，认为司马迁因为受过宫刑而著《史记》贬损汉武帝，令人痛恨，但大臣王肃却肯定司马迁善于叙事，乃良史之才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不过当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读到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和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后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，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。由于汉武帝的毁损，流传到曹魏时代的《史记》，其中的这两篇《本纪》，只有目录，而没有具体文字。后来汉武帝借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为由，对他施加了残酷的宫刑。王肃称汉武帝迫害司马迁的原因，是为了发泄个人心中的“隐切”，即对《史记》这部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历史“实录”的不满与愤恨^{[参 4]}。

此外，自董卓死后，文学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狱，太尉马日磾为此向王允求情，但王允指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，结果司马迁却写下诽谤汉武帝的《史记》，流传后世，影响极坏。如今朝政不振，事态多变，类此蔡邕的士人绝不可让他们在皇帝身边记录重大事务，否则将来受到非议的，只会是那些反董的士人^{[参 5]}，由于可见时人对《史记》的看法^[13]。

注疏

历代对《史记》的评注主要有三家，刘宋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，唐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和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，这三家都是对史记的总结性评注。清梁玉绳的《史记志疑》是有清一代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近代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较为著名。当代有韩兆琦的《史记笺证》，以三家注和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为基础，是史记注释详尽之作。以下罗列历代部分重要注家。

参看

• 司马迁
• 二十四史
• 史记人物列表
• 剑桥中国史

注释

1. ^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；“几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《太史公书》。”王充《论衡》卷二十九《述作篇》云：“《太史公书》，刘子改序班叔皮传，可谓述矣。”
2. ^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褚先生补
3. ^《风俗通义·正失篇》云“谨案《太史记》，燕太子丹留秦，始皇遇之益不善，燕亦遂灭”。
4. ^扬子《法言·问神篇》
5. ^王静安在《太史公行年考》中，根据《三国·魏志·[[王肃 (三国)|]]传》，谓《史记》之名始于王肃。杨明照《太史公书称史记考》指出《史记》名称，始于东汉灵献之世。（《燕京学报》第二十六卷）
6. ^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
7. ^自司马迁创“太史公曰”以来，后代史家多响应。刘知几《史通·论赞》载“班固曰赞，荀悦曰论，东观曰序，谢承曰诠，陈寿曰评，士隐曰议，何法盛曰述，扬雄曰撰，刘昞曰奏，袁宏、裴子野自显姓名，皇甫谧、葛洪列其所号”范晔还把《后汉书赞论》编为四卷，希望“有赏音者”。
8. ^“而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《汉书·司马迁传第三十二》
9. ^《吕思勉集》，p256,花城出版社，2011.8
10. ^见韩兆锜《新译史记读本》卷五。
11. ^如汉卫宏、魏王肃、晋葛洪，皆从亡缺之说。但古今以来的学者，梁玉绳、范文澜、余嘉锡等皆予以驳斥。
12. ^《史通》外篇《杂说》
13. ^梦断三国：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．罗三洋著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．第128页．ISBN：978-7-5078-2895-5

古代文献参考

1. ^班固《汉书·杨恽传》：“恽母，司马迁女也，恽始读外祖《太史公记》”
2. ^班固《典引》：永平十七年，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，召诣云龙门，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：“太史迁下赞语中，宁有非耶？”臣对：“此赞贾谊过秦篇云，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，仅得中佐，秦之社稷未宜绝也。此言非是。”
3. ^班固《典引》——即召臣入，问：“本闻此论非耶？将见问意开寤耶？”臣具对素闻知状。诏因曰：“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，扬名后世，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刺讥，贬损当世，非谊士也。司马相如洿行无节，但有浮华之辞，不周于用，至于疾病而遗忠，主上求取其书，竟得颂述功德，言封禅事，忠臣效也。至是贤迁远矣。”
4. ^陈寿《三国志．魏书．王肃传》，帝又问：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，内怀隐切，著史记非贬孝武，令人切齿。”对曰：“司马迁记事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史记，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，于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，遂下迁蚕室。此为隐切在孝武，而不在于史迁也。”
5. ^范晔《后汉书．蔡邕列传》，王允曰：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流于后世。方今国祚中衰，戎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，后令吾徒并受谤议。”邕遂死狱中。